生活經濟論文 篇一
關鍵詞：區位理論 古典區域理論近代區位理論 現代區位理論
區位的基本涵義
區位一詞源於德語的“Standort”，英文譯爲“Location”，日文譯爲“立地”，中文則譯爲“區位”。關於區位的涵義有多種解釋和理解。有的學者認爲，區位是事物存在的場所或位置；有的學者認爲，區位是某事物活動場所的行爲。區位既有場所的涵義，又不同於通常所說的場所，是某事物佔據的場所和空間（張文忠，2000）。區位主要指某事物佔有的場所，但也含有位置、佈局、分佈、位置關係等方面的意義。由於區位理論限定於研究人類爲生存和發展而進行的諸類活動，從這個意義上講，區位是人類活動（人類行爲）所佔有的場所（李小健，1999）。
區位理論的發展沿襲
區位理論是關於人類活動的空間分佈及其空間中相互關係的學說。具體來講，是研究人類經濟行爲的空間區位選擇及空間區內經濟活動優化組合的理論（劉樹成，1994）。比利時的經濟地理學家蒂斯（se，1987）認爲，區位理論是區域科學的基礎，是解決空間經濟問題的有力工具。區位理論的產生可以追溯到19世紀初，並於20世紀得到了全面的發展。區位理論的發展可以分爲以下幾個階段：
（一）古典區位理論
古典區位理論的代表是德國經濟學家杜能（en）的農業區位理論和韋伯（r）的工業區位理論。杜能透過經濟活動的空間配置模型，論述單一運輸因素確定農業生產及經濟空間的配置定向，並提出了銷售價格決定產品種類和經營方式，運輸費用決定生產成本，主張依據運輸、距離確定最佳配置點的環形農業區位理論。
19世紀中後期，第一次科技革命的發生，使得工業區位問題顯得突出起來。德國的經濟學家對工業區位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工業區位論的先驅者是德國經濟學家勞恩哈特（hardt）。勞恩哈特利用幾何學和微積分，將網絡結點分析方法應用於工廠的佈局，1882年，勞恩哈特在《工程師協會期刊》上發表的《確定工商業的合理區位》一文中第一個提出了在資源供給和產品銷售約束下，使運輸成本最小化的廠商最優定位問題及其嘗試性的解法。
1902年，勞恩哈特在《The Principles of Railway Location》一書中提出了著名的“區位三角理論”。美國經濟學家尼漢斯（ans）認爲，在19世紀的最後30年裏，勞恩哈特的工作是德國最重要的、實際上也是唯一有意義的對“邊際革命”的貢獻。
韋伯第一個全面而系統地論述了工業區位理論。1909年，韋伯在《工業區位理論—區位的純粹理論》一書中，提出了工業區位論的基本思想。1914年，韋伯又發表了《工業區位—區位的一般理論及資本主義理論》，對德國1861年以來工業區位對資本主義國家人口聚集以及其他若干工業區位問題進行綜合分析。韋伯認爲，集聚節約額比運費指向或勞動費指向帶來的生產費用節約額大時，便會產生集聚。韋伯透過加工係數，即單位區位重量的加工價值來判斷集聚的可能性。韋伯首次將抽象和演繹的方法運用於工業區位研究，建立了完善的工業區位理論，並且提出了區位理論中的經典法則—最小費用區位法則。任美鍔（1947）認爲，工業區位理論以韋伯的研究“最有系統”，韋伯的《工業區位論》爲“經濟地理學的不朽名著”。
（二）近代區位理論
近代區位理論始於20世紀30年代。近代區位理論的代表人物是德國的經濟地理學家克里斯塔勒（staller）和廖什（h）。1933年，克里斯塔勒在《德國南部的中心地—關於具有城市職能聚落的分佈與發展規律的經濟地理學研究》一書中，將地理學的空間觀點與經濟學的價值觀點結合起來，利用抽象演繹的方法創立了以城市聚落爲中心，以市場原則、交通原則和行政原則等中心地區原則進行市場區域網絡分析的理論。這一理論被稱爲中心地理論。
克里斯塔勒認爲，中心地是周圍區域的中心，是指能夠向周圍區域的消費者提供各種商品和服務的地點。中心地的相對重要性可以透過中心性來衡量，即中心性=中心地供給中心商品的量-中心地供給自身的中心商品的量。中心地的等級取決於其能夠提供的貨物和服務的水平。一個地區會形成一套中心地的等級體系，同類中心地間的距離也相同，且每個中心地的市場區域都爲半徑相等的圓形區域。各級中心地相互競爭，組成一個有規律遞減的多級六邊形空間模型，此時所有中心地達到了空間均衡。
中心地的空間分佈形態遵循三個原則：市場原則、交通原則和行政原則。在三個原則中，市場原則是基礎，交通原則和行政原則是對市場原則的修正和補充。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論是一種綜合的、宏觀的、靜態的以市場爲中心的區位論，爲具體解決計劃、規劃問題的動態平衡打下了基礎（楊吾楊，1989）。
中心地理論爲城市地理學和商業地理學奠定了理論基礎，也是區域經濟學研究的理論基礎之一，《理論地理學》的作者邦奇（e）將克里斯塔勒尊稱爲“理論地理學之父”。1940年，廖什出版了《區位經濟學》一書。廖什利用克里斯塔勒的理論框架，提出了以市場爲中心的中心地系統—市場區位論（何煉成，2005）。廖什認爲單一企業的最佳區位應該是收入和費用差的最大點，即利潤最大點。廖什的理論從市場區位的概念出發，將一般均衡理論應用於空間，把生產區位和市場範圍結合起來，建立了市場區和市場網絡的模型，促進了區域經濟理論的形成和發展。
（三）現代區位理論
20世紀50年代，區位論獲得迅速發展。以被稱爲“區域科學之父”的美國經濟學家艾薩德（d，1990）爲代表的新古典區位論的興起和繁榮標誌着現代區位理論的逐漸形成。1956年，艾薩德出版了《區位和空間經濟》，4年後他又出版了《區域分析方法》。艾薩德在新古典微觀區位論的基礎上，利用宏觀均衡方法將局部靜態均衡的微觀區位論動態化、綜合化。
20世紀70年代，結構學派的代表人物英國經濟學家瑪西（ey）認爲，空間作用離不開社會作用，沒有社會意義的空間作用，根本不存在純空間動因、空間規律、空間相互作用。20世紀80年代，斯科特（t）將交易成本理論引入城市和區域規劃領域。斯科特以經濟學的交易成本理論爲基礎，透過分析交易成本對空間聚集和分散的影響，揭示了現代工業的區位原則和城市空間形態演變的規律。
20世紀90年代至今，區位理論最突出的成就當屬以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man）、日本空間經濟學家藤田昌久（hisa）、英國經濟學家維納布爾斯（bles）等爲代表的新經濟地理學。
1991年，克魯格曼發表了《收益遞增與經濟地理》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中心—模型。克魯格曼的中心—模型將空間經濟模型納入區位論的分析框架，成功地揭示了經濟地理聚集和區域產業集中化的內在機制，爲區位論的一般均衡研究提供了微觀經濟學的依據。1995年，克魯格曼在《發展、地理學與經濟理論》一書透過構建有見地的數學模型，填補了標準經濟學理論中關於經濟地理內容的空白。1999年，克魯格曼與藤田昌久、維納布爾斯合著了《空間經濟學—城市、區域與國際貿易》。在該書中克魯格曼等人引入了迪克希特—斯蒂格里茨模型（Dixit-Stiglitz Modle，簡稱D-S模型）規模經濟和壟斷競爭市場結構的理論框架以及薩繆爾森（elson）的冰山運輸成本理論（Iceberg Cost），以規模經濟、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爲條件研究區域經濟問題，克服了傳統區域經濟學以完全競爭和規模效益不變作爲研究假設條件的缺陷。
區位理論的應用
區位理論是區域經濟理論的重要來源和核心理論基礎，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產物，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發揮着重要的作用。區位理論的應用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經濟活動的區位選擇。經濟活動的區位選擇需要根據經濟活動對自然條件和社會經濟條件的具體要求，將經濟活動落實到一定區域範圍。經濟活動的區位選擇分爲宏觀選點和微觀選點。
第二，區域經濟活動的空間組織。透過對地理空間中的區域經濟進行組織和調控，使區位條件能夠更好的滿足區域經濟發展的需要，並且形成區域經濟與空間環境和諧、穩定、持續發展的良好態勢。
第三，產業佈局的優化。根據區位條件，透過產業和和生產要素在空間地域的合理流動和組配，實現產業在一定區域範圍內空間分佈形態和地域組合的合理化和效益的最大化。
第四，城鎮體系的合理規劃。根據城鎮體系區位條件，確定城鎮體系空間結構規劃的指導思想，形成與之相契合的城鎮職能、規模和空間結構規劃。
區位理論揭示了區域經濟發展理論形成的內在機理，其對於深刻領會區域經濟發展理論的核心內涵、把握區域經濟發展理論的發展規律、預測區域經濟發展理論的發展趨勢具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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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生活經濟論文 篇二
【關鍵詞】 勞動力價值；海派；創新；馬克思經濟學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用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來解釋世界，揭示了人類社會的普遍發展規律。但是由於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時代與馬克思所處的那個時代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社會分工也進一步細化，馬克思在那個階段得出的結論在今天就需要我們用發展的眼光去看待。無疑，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所剖析的是人類社會最深層次的問題，揭示的規律也是深刻，如何使這棵大樹更加枝繁葉茂，這是應當也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
中國的主流經濟學之所以不是西方經濟學而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主要是因爲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無論是從歷史方面還是從現實方面都比西方經濟學更適應中國當代國情和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大趨勢。西方經濟學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就類似於樹葉和樹幹的關係，這也需要根據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實際情況，以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爲指導，充分借鑑西方經濟學有價值的研究成果來爲我所用。但是在社會經濟日益發展的今天，馬克思主義也需要與時俱進，對如何進一步創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尤其是勞動價值論作爲馬克思整個理論框架的核心基礎更需要我們重新認識。在這個時期，海派經濟學者提出了很多創新的觀點和理論，認爲馬克思研究應當避免兩個教條：一是照搬馬克思義理論的教條，只講堅持，不講發展；二是照搬西方經濟理論，只講吸收，不講借鑑。
海派經濟學就是以馬克思經濟學爲基點，廣泛吸收古今中外先進與合理的經濟思想，借鑑各種社科和自然科學的方法，努力在超越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基礎上綜合創新，構建一種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中揭示當代中外經濟執行機制和發展規律的馬克思經濟學新範式。海派經濟學不僅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學術理論體系，對馬克思主義的創新也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海派經濟學家的理論已經涉及社會主義建設的方方面面，從海派經濟學論壇第14次研討會開始，程恩富、張薰華、顧鈺民、周肇光、馮金華等代表人物就提出構築“新馬克思經濟學綜合理論”平臺的思路，其方法論的特點是在繼承歷史唯物論和唯物辯證法的基礎上，批判地吸收現代西方經濟學的方法，借鑑中外現代社會科學和某些自然科學的知識和方法。其基本理論假設與理論核心是“新的活勞動價值一元論”、“新經濟人論”、“公有制高績效論”等。他們認爲，“新經濟學綜合”的創建，理應在保持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主要學術淵源關係之外，放眼世界，縱觀歷史，努力積極吸收古今中外一切經濟學說的合理成分，以實現某些理論原創，構築新的馬克思經濟學平臺。
一、海派經濟學對經濟活動人的假設
西方經濟學自英國近代亞當・斯密、西尼爾和約翰・穆勒以來，一直到當代美國哈耶克、弗裏德曼和布坎南，只把“自私人”即“經濟人”作爲探究人類經濟行爲和市場經濟的始點、基點和定點，並由此推演出整個經濟學體系和經濟進化史。即使現今某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對傳統“經濟人”內涵進行修補，把分析範圍擴展到非經濟領域，增添機會主義行爲描述和資訊成本約束，或者把含義擴展界定爲可用貨幣衡量的經濟利益與不可用貨幣衡量的精神利益兩個層面，也沒有根本擺脫作爲“最大化行爲”的“自私人”的思維模式。舊“經濟人”假設和理論包含三個基本命題：經濟人是自私的，即追究自身利益是經濟人的經濟行爲的根本動機；經濟人在行爲上是理性的，具有完備或較完備的知識和計算能力，能視市場和自身狀況而使所追求的個人利益最大化；只要有良好的制度保證，個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動會無意而有效地增進社會公共利益。
在社會中所有的經濟活動中，人都是作爲主體出現。西方經濟學在開始理論框架架構時，就率先提出對人的定義，認爲參與經濟活動的人應當是完全理性與自私的，即經濟人假設。但在這種經濟人假設在現實生活中遭遇到非常大的挑戰，後來有的經濟學家就在其基礎上提出了有限理性等其他假設，西方經濟學的主流框架還是以自私人爲基礎。人尤其是工人階級在馬克思經濟學的理論中佔據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他們是整個社會歷史向前進的主體力量，是馬克思強調的主要是團體的力量，即參與經濟社會的人是社會人。海派經濟學家對於人的假設則更加符合實際，它並不是揉合了兩種學說的觀點，而是根據實際提出了自己的獨特見解，海派經濟學的代表人物程恩福認爲經濟活動中的人應當具備以下三個條件：首先，經濟活動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兩種傾向或性質；其次，經濟活動中的人具有理性與非理性兩種狀態；再次，良好的制度會使經濟活動中的人在增進集體利益或社會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實現合理的個人利益最大化。可見，其方法論是整體主義、唯物主義和現實主義的。當然，海派經濟學現在仍需要進行包括“新經濟人假設”在內的多種合理假設的進一步創新和探究。
二、科學認識勞動和勞動價值論
勞動價值論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馬克思分析批判資本主義的切入口，自從馬克思經濟學誕生一百多年來，價值的決定問題一直是研究的焦點，這一問題的不同認定決定了馬克思經濟學的科學性，一個理論的前提如果是僞命題，建立在其上的理論構架就必定是錯誤，馬克思堅持的是活勞動對價值的唯一決定，西方學者包括我國的很多學者則認爲生產要素決定價值的多元論，西方經濟學中的四位一體公式也正是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建立。雖然說馬克思的活勞動價值一元論是科學，但馬克思的分析也有其時代侷限性，他所在的時代社會經濟發展還比較落後，社會分工也遠沒有今天細緻，也因此，馬克思的活勞動價值論在勞動的定義上就有了一定的時代侷限性。
基於此，海派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程恩富教授首次提出“新的活勞動價值一元論”的新觀點，認爲凡是直接生產物質商品和文化商品(精神商品),以及直接爲勞動力商品的生產和再生產服務的勞動，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實體的內部管理勞動和科技勞動，都屬於創造價值的勞動或生產勞動。具體表現在：
一是，生產有形和無形物質商品的勞動，都屬於創造價值的勞動。如爲市場提供物質商品的工業、農業、運輸業、建築業、倉儲業、物質技術業，以及流通業等領域中的相關勞動。
二是，生產有形和無形文化、精神商品的勞動，都屬於創造價值的生產勞動。如爲市場提供文化(精神)商品的教育、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化藝術、文化技術、新聞出版、廣播影視、圖書館、博物館、文化展覽館、園林和旅遊等相關勞動，另外包括講課、表演、解說和導遊等無形商品或服務勞動。
三是，生產勞動力商品的勞動，都是創造價值的生產勞動。有關勞動力這一特殊商品的生產和再生產的部門有：美髮美容、醫療衛生、體育運動、教育和沐浴等。當然這個新觀點是在繼承馬克思關於物質生產領域活勞動創造價值的基礎上提出和論證的，澄清了除勞動以外的其他生產要素是否創造價值以及物化勞動和科學技術這兩種生產要素是否自行創造價值的模糊認識，是在社會主義新形勢下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新發展，也是對我國理論經濟學研究和發展的新貢獻。
對於程恩福教授的觀點我是基本同意，還應補充一點，必須符合當時的社會倫理道德的活勞動才創造價值。如色情活動、活動也對活勞動的恢復有一定作用，但其並不能稱爲勞動，至少在現在的社會倫理道德下，其活動並不創造價值。再有，生產違法商品的活動也不可以作爲價值創造勞動，因他是違背社會道德的。還有一項活動是否歸納到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中還值得研究，就是證券業的規模越來越大，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這個虛擬經濟活動中。對於這一類活動，根據馬克思對勞動的定義是不能稱爲勞動的，在馬克思的理論體系中就沒有辦法將其納入其中，這不能說不是一個很大的缺憾。
股市是一個融資市場，沒有股民的活動也就沒有股市，沒有股市企業的資本籌集將會耗費更大的成本，因此，炒股活動也在某種程度上節省了活勞動，節省的活勞動也就是其付出的活勞動，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應稱爲勞動，不僅是一種投機活動。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張薰華教授認爲勞動除了直接生產過程中的勞動和非常產勞動，還應包括直接生產過程外的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股市對生產的重要作用我們無庸贅述，是顯而易見的，把炒股活動稱爲勞動也就有了一定的科學根據。
三、海派經濟學的研究方法
“海派”極爲重視經濟學重建中的方法論創新。他們認爲，馬克思雖然精通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儘管這些經濟學方法在當時也曾被視爲學術的前沿和最新的工具，但在最後構建《資本論》3卷本政治經濟學新體系時，他並沒有採用當時西方經濟學的那一套方法，主要是因爲，馬克思要實現對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充分革命和全新超越，決不能囿於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那套新方法。事實上，馬克思在重視以往經濟學方法論的同時，重點批判地借鑑了黑格爾的辯證法和費爾巴哈的唯物論，採用了原創的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來改造政治經濟學的舊程式。
“海派”理論認爲，在創新馬克思經濟學的同時，必須學習馬克思的這一獨創精神，要突破中外政治經濟學說史上的某些方法侷限，在重建中國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的過程中廣泛借鑑和採用相關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可用知識，努力做到經濟學方法論體系的有機整合。程恩富教授認爲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還應當借鑑其他所有學科的先進部分如哲學、倫理學等。“海派”對其他學科研究的重視，實際上反映了當今社會科學發展的一個大綜合的趨勢，在這種綜合中，又強調創新馬克思主義的靈魂地位。
當前，在國際學術界，正廣泛開展一場經濟學的改革運動。無疑，這一場世界性的經濟學改革運動與“海派”理念有不謀而合之處，經濟學就應當有“大海”海納百川的氣魄――歷史主義、演進主義與包容性，這纔是經濟學的真品格、真性情。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就是這方面的傑出代表，堅持和創新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也正是“海派”的核心靈魂與風骨，無論是構建“新馬克思經濟學綜合創新學派”的平臺，還是倡導經濟學方法論多視角學科的融合，都似乎表明，“海派”經濟學正在融入這個國際性的經濟學改革的滾滾洪流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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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經濟論文 篇三
論文摘要：哲學的價值範疇是人文價值，是人的應然存在在自己的對象性活動中的全面生成；而經濟學的價值範疇則僅僅是滿足人的物質需要的經濟價值，二者之間是一般與個別的關係，既不能彼此分割，也不能互相替代。認真探討人文價值與經濟價值的對立統一關係，有助於消除因價值概念的混淆而帶來的思想混亂，矯正經濟活動中的價值論誤區。
一、經濟價值的含義及其侷限性
經濟價值直接與人的物質生活相聯繫，因此，生產物質生活資料是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人們爲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爲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1]79對於這樣用以創造經濟價值的生產勞動，馬克思曾經予以高度評價，認爲它是一刻都不能停止的人的生存之根，“這種活動、這種連續不斷的感性勞動和創造、這種生產，正是整個現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礎，它哪怕只中斷一年，……不僅在自然界將發生巨大的變化，而且整個人類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觀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會很快就沒有了。”[1]77可見，任何淡化或拒絕經濟價值的貌似“清高”，都是於人類生活無補的異想天開的理論懸設。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價值的基本形式是商品價值，商品價值是一定量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在商品中的凝結，或者換一種說法，商品的價值是對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吸納”。這樣一來，勞動也就被視爲經濟價值的源泉。於是，經濟價值便取決於以下三個方面的因素：首先，生產商品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其次，該商品能夠用來交換到何種商品；最後，該商品及其等價物能夠用來滿足人的何種需要。
由於經濟價值直接與人的物質生活相聯繫，是人的生活和生存不可須臾離開的基礎，所以它無疑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但是，經濟價值有其自身的適用範圍和限度，如果把經濟價值無限泛化，用以覆蓋一切價值領域，或用來代替哲學的人文價值，那就必然引起思想混亂和理論誤區。這是因爲：
第一， 勞動並不是創造價值或社會財富的唯一源泉。創造經濟價值或社會財富的不單有勞動這一要素，同時還有土地、設備、原材料等非勞動生產要素的重要作用，勞動和各種非勞動生產要素共同構成社會財富（經濟價值)的源泉。這就是說，創造經濟價值的主體不僅包括勞動的自爲主體，而且包括自然界的對象主體，商品並不僅僅是對於勞動要素的“吸納”，它同時還“吸納”了勞動以外的其他要素。因此，馬克思曾經嚴肅地批判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哥達綱領》中關於“勞動是一切財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錯誤論點，指出：“勞動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勞動一樣也是使用價值（而物質財富就是由使用價值構成的！）的源泉，勞動本身不過是一種自然力即人的勞動力的表現。”[2]298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的來源除了勞動產品以外，還包括自然物品和服務產品。商品是在市場上透過交換而獲得的物品，其中有自然物品、勞動產品和服務產品，儘管商品絕大多數都來自於勞動產品，然而，“巧婦難爲無米之炊”，人無論怎樣都不能憑空生產出勞動產品來。如果從源頭上說來，大多勞動產品都是取之於自然物品。例如，人們吃的糧食是農民透過耕種土地而獲得的勞動產品，糧食是莊稼結出的果實，莊稼是農民把種子種在土地裏而生長的植物——這裏就出現了諸如土地、肥料、種子、陽光、空氣、水和其他自然條件等等。
第二，人的勞動或對象性活動，並不只是限於向着經濟產品的投射，而同時投向人的經濟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審美生活的各個領域，其結果必將在超越經濟價值的意義上表現爲人類生活的全面生成。近年來，英國學者皮爾斯等人在理論上系統地討論了環境資源經濟總量的構成問題。他認爲，環境資源的經濟價值包括直接使用價值、間接使用價值、選擇價值和存在價值。其中，間接使用價值類似於生態的服務功能；選擇價值是人們爲保護某種自然資源以備未來之用所預支的費用，類似於保險費；存在價值則意味着環境資產的價值評估，如原始森林由於具有很高的潛在性存在價值（其中包括環境價值和審美價值），所以，人們就願意投資保護它。國內許多學者的論著已採納或吸取了這個觀點。資源經濟學將自然資源分爲產出物和非產出物兩大類，與之相應的便有使用價值和非使用價值， 前者指自然資源可直接用以生產過程和消費過程的經濟價值，如飼草，或其轉化物——肉、乳、毛、皮等，這部分價值還包括其他的使用效能，但它們並不直接用以生產過程或消費過程，不直接或不可能直接在市場上交換，屬於非使用價值，其價值只能間接地表現出來，甚至可以在人的心理生活、感情生活、文化生活和審美愉悅中得到體現，是人在經濟領域之外的價值目標的實現。這時候，人的活動的投射所生成的價值，並不是可以用來交換的有形商品。
第三，直接的經濟需要遠不是人的全部需要。誠然，在生產力相對落後、社會物質財富普遍匱乏的歷史條件下，滿足物質生活需要的經濟價值將是基本的或被人普遍關注的主要價值形式。但是，人的需要不限於經濟需要，在物質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的基礎上，人的需要旨向將隨之向其他的社會生活領域拓展，諸如社會交往的需要、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和審美愉悅的需要等等，而這些非物質、非實體的價值形式，是不能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商品交換原則用貨幣去購買的。馬克思曾經意味深長地指出，如果勞動本身的目的僅僅在於增加財富，那就是有害的、造孽的。把勞動與創造財富相提並論不是馬克思的本意。一味追求財富而破壞自然環境的勞動創造出來的經濟價值，與它造成的環境損失相互抵消以後，對人類的總福利將會是一個負數；它所產生的“有害的、造孽的”效果不但使人的發展、社會發展、環境發展不可持續，甚至必將危及人類的生存。當一個社會的價值追求只是限於圍繞經濟價值的軸心執行時，不僅會導致經濟活動本身的不可持續，而且必將導致人本身的異化。
人類的生存和發展不僅消耗了自然物質，同時還降低了自然的質量，自然的生態系統因此就需要有一個休養生息和修復補償的過程。於是，人類要持續發展，必須依託於穩定、健全與持續發展的自然生態系統，這就要求人類必須對自然生態系統不斷地提供必要的補償，包括實物補償和價值補償。充實和發展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也就因此被提上了議程，即這種補償不能僅限於兩大部類之間的補償，還必須考慮對自然的補償。具體說來，就是在產品價格中必須追加環境損耗的成本。因此，當代人在確立自己的發展目標時，應儘量避免給後代人造成環境損失的後果，如果這些行爲不可避免，就必須採取合適的“儲蓄”、“貼現”方式進行補償。
二、人文價值高於經濟價值
在人的全部生活需要中，物質生活需要一直居於基礎地位，因此，經濟價值就是最基礎的重要價值形式。但基礎並不等於一切，人的物質生活需要不能掩蓋和代替人的其他生活需要，否則，人的存在就是片面的、不完整的，甚至是與人相異化的。
國內有關勞動價值論的討論中，一種頗有影響的觀點認爲，在原始社會，價值的唯一源泉是勞動，而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決定價值的生產要素相繼擴大到了土地、資本、經營管理和科學技術等等，勞動價值一元論就相應地擴展到生產要素多元論。但是，這種觀點對於拒絕將環境因素計入生產成本、普遍低估自然價值並突出地表現爲在環境問題上的“市場失靈”現象，還不能作出有說服力的解釋。比如，馬克思指出：“在一個集體的、以共同佔有生產資料爲基礎的社會裏，生產者並不交換自己的產品；耗費在產品生產上的勞動，在這裏也不表現爲這些產品的價值，不表現爲它們所具有的某種物的屬性，因爲這時和資本主義社會相反，個人的勞動不再經過迂迴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爲總勞動的構成部分存在着” [3]20。從經濟維度看來，在一個共同佔有生產資料的社會裏，沒有商品，勞動甚至也不表現爲價值，自然就更無所謂有沒有價值了。但是，私有制關係的出現，使自然成爲供人們佔有的對象，而資本主義則把這種關係放大到了極致，使自然完全淪爲工具性的經濟價值，資本原則作爲絕對的普適原則驅動着整個社會的運轉。
其實，從經濟維度說來，“價值”通常表徵着人的效益評價和主觀偏好，而環境價值的分類則是人們在與自然打交道的過程中，不斷加深了對自然效用的認識，或者說不斷髮現了自然的新的價值（包括自然的內在價值、使用價值和系統價值等）。在經濟領域，人們之所以“在觀念上和語言上”賦予自然以價值，是因爲自然具備了滿足人們需要的屬性，“然後人們也在語言上把它們叫做它們在實際經驗中對人們來說已經是這樣的東西，即滿足自己需要的資料，使人們得到‘滿足’的物” [3]406。社會經濟的發展促使人們對自然的需要層次不斷提升，爲了讓自然更好地有序執行和全面滿足人自身的需要，人們的活動樣式也大大豐富了：不僅使自然滿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而且還使其滿足人類發展、生命安全、美感愉悅等等的需要；不僅令其滿足當代人的需要，而且還使其滿足人類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和可持續發展的需要。當然，人們爲此就必須學會全面地理解和把握自身的的需要，學會尊重和善待自然。
近代以來的人們把自然過度地經濟化的實質，在於片面地突出了自然對人“有用”意義上的工具價值，相應地弱化和取消了自然的內在價值和系統價值。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人類的大多數爲了‘積累資本’而自己剝奪了自己。這樣，我們就應當相信，這種克己的狂熱本能必定會特別在殖民地最充分地表現出來，因爲只有在那裏才存在着能夠把一種社會契約從夢想變爲現實的人和條件。”[4]879在當今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生態危機的根源已經遠遠超出了社會政治的或社會制度的領域，由於單純追求經濟目的而導致環境破壞和文化失落的生態危機，無論是在資本主義世界，還是在社會主義或其他社會制度的現實生活中，都普遍地存在並有繼續蔓延的趨勢。這即是說，當今生態危機的根源，不是單純的政治原因，而是社會的、經濟的和文化心理的綜合原因所致。
以贏利和生產爲目的的經濟，其後果必然是浪費的經濟。工業文明時代的大生產造成了大消費，大消費又維持了大生產，從而導致經濟價值對於人本身的異化。美國女哲人哈娜·阿朗特早在1958年就曾這樣評價美國的經濟：“我們的整個經濟已變成一種浪費的經濟。在這種浪費經濟中，所有的東西都得飛快地吞掉或扔掉，幾乎跟這些東西問世一樣快，以便使這個過程本身不遭到一個災難性的停止。”[5]304在這裏，手段和目的神奇地發生了置換——生產不是爲了消費，消費反而是爲了生產。即使生產毀掉了整個生態環境，以至於使整個人類的生活難以爲繼，它也仍然難以停頓下來。這裏就發生了一個被舒馬赫所揭示的判斷幸福的不同標準問題：“近代的經濟學家總是以消費較多比消費較少的人‘生活要好’這樣的信條爲出發點，根據每人每年消費總量來衡量人們的‘生活水平’。但佛教的經濟學家認爲這種做法極不合理。因爲他們認爲消費只是實現人們幸福的一種手段，人們的目的應當是以最小限度的消費來獲得最大限度的幸福。”[5]306那些在生產中仍在污染和破壞生態環境的人們，很有必要深思何爲幸福的問題。
把環境價值單純經濟化、工具化的傾向，始終立足於或侷限於勞動價值論的陣地，儘管它也承認馬克思的關於“勞動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勞動一樣也是使用價值的源泉”的論點，但是，由於過分地強調自然的經濟價值或工具價值，從而不能不忽略甚至排斥自然的內在價值、系統價值和人文價值，所以它就只能在真理的門檻以外徘徊，而難以走進真理的殿堂。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價值並不是任何預成的實然存在，而是主體選擇和創生的隨機生成的應然過程。並且，“滿足需要”的活動本身並不一定就有價值，因爲主體的需要並非天然都是合理的，其中既有積極的需要，也有消極的需要；既有正面的需要，也有負面的需要；既有適度的需要，也有超度的、過分的、虛假的需要。當今世界範圍內普遍追求經濟發展的目標選擇，往往在不同程度上賭上了人文價值失落和生態環境破壞的沉重代價；並且，在生產類型上，仍然侷限於傳統的兩種生產理論——生活資料的生產和人類自身的生產，而把人的環境需要以及經濟以外的其他需要置於發展經濟的視野之外，無視人和人的生境的彼此統一與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意義。然而，千秋功罪，自有後人評說。經濟維度所關注的價值並不總是真正“合目的”的，並不必然導致實現主體應然存在的全面生成。假若與人和自然生態系統的應然生成相背離，那麼，即使人在實踐活動中多麼的轟轟烈烈、叱吒風雲，在主觀上以爲自己取得了空前絕後的偉大成就，也難免導致人和自然的雙重異化，從而終究是以經濟活動成功的外觀創造着負價值，虛度或扭曲人生。
長期以來，發展生產力、繁榮經濟被片面誤解爲“物的發展”、“工具的改進”和“財富的增殖”，忽略了人的本質力量發展的實質，以偏概全地用經濟價值取代了人文價值，用物質生活需要淹沒了人的精神生活需要和審美需要。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曾經深刻指出：“工業的歷史和工業的已經生成的對象性的存在，是一本開啟了的關於人的本質力量的書，是感性地擺在我們面前的人的心理學；對這種心理學人們至今還沒有從它同人的本質的聯繫，而總是僅僅從外在的有用性這種關係來理解” [6]88。如果把發展生產力、繁榮經濟的意義僅僅侷限於外在有用性的經驗價值層面，而忽略其中所蘊涵的人的全部本質的超經濟價值，忽略人的本質力量的全面發展和人生意義的文化價值，那就是用外在工具價值淹沒人自身全面發展的內在價值，用經濟價值取代人文價值。對此，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認識。
三、全面理解經濟價值與人文價值關係的當代意義
在全球生態危機依然嚴重威脅人類生命安全與持續發展的當今時代，全面理解經濟價值與人文價值的辯證關係，具有切實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首先，在堅持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同時，發展和完善馬克思的商品價值理論。按照歷史的辯證法則，一種理論在它創立時無論多麼科學，隨着歷史的發展，在個別問題的解釋上都難免帶有歷史的侷限性，因而需要不斷地完善與發展。例如，馬克思關於土地有價格無價值及其相關的商品價值的一些具體結論，是在當時人與自然矛盾尚不十分尖銳、作爲商品交換的自然資源種類不足夠繁多（主要是土地、礦山）的條件下做出的（儘管這些具體結論至今仍具有一定程度的科學性）。如今，人與自然的矛盾已經上升爲人類社會共同面臨的主要矛盾，人類所利用的自然資源基本上都已呈現嚴重匱乏的條件下，以勞動價值論爲基礎的自然資源價值理論，無疑將需要進一步地修正、充實、完善和發展。堅持完善和發展馬克思的商品價值理論，並將其拓展到自然價值論域，可以使我們對自然資源價值來源問題作出既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又符合新的時代特點和生活現實的科學回答。
其次，確立全面的生態價值觀，矯正和協調人與自然、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係。今天，越來越多的人們逐步認識到，正是在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和經濟價值觀念的支配下，人類採取了全面現代化、工業化的生產規模與發展模式，從而造成了全局性的環境污染與生態危機。鑑於當代人類社會經濟發展所面臨的資源匱乏與環境困擾，國際政治經濟關係都已深深地烙上了自然資源的特徵。因此，傳統經濟學理論和經濟價值觀念，都必須按照人與自然、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彼此協調模式，進行實事求是的更新發展。建立在勞動價值理論基礎上的自然資源價值理論，無疑將有利於促進新的經濟學理論的建立、完善和發展。
再次，爲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優化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供科學的理論依據。當前，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優化經濟發展模式和調整經濟結構的重點與難點之一，就是協調人與自然的關係。自然資源價值理論以及更加完善的商品價值理論，有助於建立一套合理的以自然資源價格、採掘與種植業產品價格到工業加工品及消費品價格的價格體系、價格形式與執行管理機制；也有助於我們掌握價值規律，按照經濟發展與資源再生產、生態環境相互協調的生態法則，正確調節商品生產者之間、國家與勞動者個人之間的利益關係，在自然資源開發利用及再生產方面建立科學的調節機制。總之，對自然資源價值理論的研究，將有助於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保證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最後，爲全面滿足人的需要、防止人與自然的雙重異化、促使人的全面持續發展提供理論支援。在當代能否合理開發利用自然資源，能否協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係，能否正確處理和改善人與自然的關係，已經成爲衡量社會制度和經濟體制是否合理的重要標準。如果一個社會一邊發展經濟，一邊污染和破壞生態環境；一邊滿足人的物質生活需要，一邊掩蓋或忽略人的精神文化需要，那它就必然導致人與自然的雙重異化。可見，正確理解和處理經濟價值與人文價值的辯證關係，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十分重要的理論任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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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經濟學論文 篇四
現代中國經濟史學基本上是與二十世紀同行的，它的形成和發展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緊密相連；可以說，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就沒有現代中國經濟史學。中國經濟史研究在二十世紀經歷了三次高潮，第一次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第二次是解放後十七年，第三次是結束後的新時期。每次高潮的出現，都與唯物史觀的傳播和發展分不開。本文打算就中國經濟史學形成和初步發展時期唯物史觀與中國經濟史學的關係，作一些初步的探討。研究的時段主要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即中國經濟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時期，爲了便於說明問題，有些論述延伸到抗戰時期。
一、從傳統經濟史學到現代經濟史學
中國很早就有系統的經濟史記述，並形成延綿不斷的傳統。它主要有兩大首尾相續的系列：一是歷代正史《食貨志》系列，二是《十通》中的尤其是“四《通典》”中的“食貨門”系列。它們不但是我們今天研究經濟史的基幹性資料，同時，從這些記述的系統性和連續性看，其本身已經構成了“經濟史”。但傳統史學畢竟是以帝王將相爲主角，以記述政治軍事活動爲中心的；經濟史的記述只是它的附屬部分。而且它所記述的主要是國家管理經濟的典章制度和有關的經濟政策、經濟主張，對整個社會和全體人民經濟生活，它所反映的廣度和深度，以及此種反映的自覺性，都是遠遠不夠的。所以這不是現代意義的經濟史學，可稱爲傳統經濟史學。
作爲一門獨立的學科的經濟史的產生，中國和和西方走着不同的道路。在西方，隨着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發展，經濟學發展爲系統的理論，19世紀以後，人們用經濟學和現代社會科學的理論來解釋原來歷史學中的經濟內容，經濟史遂從歷史學中分立出來的。在中國，歷史上雖然有過豐富的經濟思想，但並沒有形成系統的獨立的經濟理論，因此也不可能自發地產生用這種系統的理論分析經濟過程的獨立的經濟史；現代意義的中國經濟史學是隨着西方近代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理論的傳入才得以形成的，而作爲中國近代史學的一個分支，它的出現又相對晩後。
20世紀初，梁啓超倡導“史學革命”，用進化史觀改造傳統史學；社會經濟進入史家的視野。梁氏本人也嘗試用西方的經濟理論來研究分析中國古代某些經濟思想和經濟現象，可以視作中國經濟史學的濫觴。
不過直到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中國經濟史研究才比較全面地開展起來，出現了中國經濟史學科發展中的第一個高潮。當時中國經濟史研究非常活躍，人們用近代社會科學的理論方法指導研究工作，社會經濟形態和社會經濟發展狀況成爲研究的主要對象，研究涵蓋了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生產、分配和交換的各個環節，並涉及社會生活的廣泛領域。出版了一批專著和論文，其研究的廣度和深都是過去的“食貨”式的記述所不可比擬的。當時還出現了專門的經濟史研究機構和刊物。例如，三十年代初陶孟和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時，經濟史是其主要的研究內容，1932年創辦了中國第一份以經濟史命名的學術刊物——《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後改稱《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集刊》）。1934年12月，陶希聖創辦了《食貨》半月刊，這是我國第一份關於社會經濟史的專業性期刊，陶氏還在北京大學法學院建立了中國經濟史研究室。在南方，中山大學法學院也成立了中國經濟史研究室；並在《現代史學》雜誌中開闢了“社會、經濟史”專欄。從這種種情況看，可以認爲這次高潮標誌着獨立的現代意義的中國經濟史學科的正式形成。
二、唯物史觀與經濟史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出現
這次高潮是怎樣形成的呢？它與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展密切相關，而直接啓動這次高潮的則是中國社會史論戰。
瞿林東先生曾經指出：“二十世紀中國史學最顯著的進步當是歷史觀的進步，即從古代歷史思想的積極成果樸素的歷史進化觀點到近代進化論，從近代進化論到唯物史觀。”梁啓超等人鼓吹史學革命、創建近代史學時，主要的思想武器是近代的進化論。作爲近代史學的一個分支中國經濟史學，其起步相對晚後，但正因爲它起步較晚，當它臨產時，馬克思主義已經傳入中國並獲得廣泛的傳播，這就使得中國經濟史學與馬克思主義結下不解之緣。
唯物史觀是在五四之後才比較系統地介紹到中國來的，經過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等人的努力，在當時烈火乾柴的革命形勢下傳播相當迅速，到北伐戰爭時期已有風靡思想界之勢，大革命的失敗也沒有能夠阻止這一發展的勢頭。這種情況，當時的學者有着深切的感受。顧頡剛曾用“風靡一世”（1932年）[1]、“像怒濤一樣奔騰而入”（1935年）[2]來形容唯物史觀對三十年代的學術界的影響。郭湛波在1935年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中，把1927—1934年這一階段的思想特徵描述爲：“以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爲主要思想，以辯證法爲方法，以辯證唯物論爲基礎，以中國社會史爲解決中國問題的鎖鑰。”齊思和後來也指出，從五四到北伐短短几年，中國的學術思想經歷了兩個解放時期，“北伐後的中心思想是社會主義，是以唯物史觀的觀點對於中國過去的文化加以清算”[3]。在中國經濟史學孕育和誕生時期，曾經面臨各種各樣的思潮和理論，但是沒有一種理論能夠像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那樣對它的發展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本質所決定它十分重視經濟史研究，同時又給這種研究提供最銳利的理論武器。中國經濟史學的誕生適逢馬克思主義廣泛傳播之時，應該說是中國經濟史學之幸。
馬克思主義的傳入不但推動了中國革命的發展，而且它關於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理論也引導人們去關注社會經濟狀況及其發展的歷史。而1927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的形勢，又使這種關注具有了空前的迫切性。因爲如何認識中國社會性質關係到如何確定革命的性質和戰略策略這樣與革命前途生死攸關的問題，而要正確認識中國社會性質，又不能不作社會經濟的分析和歷史的研究，由此引發了中國社會性質論戰和作爲其延伸的中國社會史論戰。中國社會史論戰的主要問題，如戰國以後到鴉片戰爭前的中國是什麼社會？是商業資本主義社會，還是封建社會，或是別的什麼社會？什麼是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國歷史上是否存在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國歷史上是否存在奴隸社會；如果存在，它存在於什麼時代？都是與社會經濟形態有關的問題。當時論戰的各方，無論其政治傾向如何，基本上都使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理論範疇和名詞術語。主持《讀書雜誌》並出版了四期“中國社會史論戰”專號的王錫禮，曾經比較了人生觀論戰與社會史論戰的異同，指出前者是科學與玄學之爭，後者科學已經成爲人們的常識；前者是唯物和唯心之爭，後者是唯物的內部鬥爭，都以唯物辯證法作武器[4]。積極參加論戰的胡秋原也說過，這次論戰表示唯物一元論的歷史觀已經取得中國思想界的霸權[5]。事實上，參加論戰的並非都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有政治上屬於託派的，有政治上擁護的，有後來離開了唯物史觀的陣線的，但他們在主觀上或在表面上都信奉唯物史觀，這是唯物史觀風靡思想界形勢下所出現的獨特現象。論戰的實質是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尤其是社會經濟形態的理論來剖析中國的歷史。這次論戰相當激烈，不同觀點的辯難，有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之爭，也有如何理解和運用唯物史觀的分歧。由於討論的內容是圍繞社會經濟形態問題展開的，所以它屬於經濟史的範疇，而且是關係社會經濟歷史總體性的重大問題。或認爲這些問題與具體的經濟執行關係不大，是屬於歷史哲學的範疇。其實不然。這些問題誠然不能代替經濟史具體問題的研究，但是，提出和研究這些問題，才能把具體的經濟史問題統帥起來，纔有整體的經濟史。
熱烈的論戰在三十年代初告一段落，但經濟史研究並沒有隨之而消寂，而是進一步向廣度和深度發展。因爲社會史論戰擴大了唯物史觀的影響，同時也激發了人們深入研究經濟史的願望。論戰牽涉社會經濟的廣泛方面，提出了許多問題，但論戰中的文章往往是鳥瞰式的通論，比較空疏，而且論戰各方往往帶着激烈的情緒。要解決論戰中提出的問題，就不能滿足於那種上下幾千年的籠統論述，而需要沉靜下來，在充分收集整理材料的基礎上開展深入的具體問題的專題研究。三十年代社會史論戰以後經濟史研究持續性的熱潮就是這種情況下出現的。
進步史學家嵇文甫1935年爲馬乘風的《中國經濟史》作序，把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劃分爲三個階段：概說階段，論戰時期和搜討時期。他把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肇始追溯到大革命時期，“許多突然襲來的事變，使當時參加這幕歷史活劇的人們眼花繚亂，手足無措。於是乎他們不得不來個自我批判，對於自己的革命方略不得不重新考慮，對於中國社會的結構不得不重新認識。中國究竟是個什麼社會呢？中國社會究竟是怎樣發展來的？現在又將要往那裏去呢？這不是課堂上書本上隨便談談的問題，而是實際戰鬥中生死存亡的問題。爲着把握中國社會發展的現階段，於是中國社會史的研究引起熱烈的興味了。”他所說的“概說階段”和“論戰時期”實際上是社會史論戰的兩個階段：自拉自唱的階段和相互交鋒的階段。他批評了論戰中空疏的缺點，又指出，透過論戰，“有些以前極爲模糊的觀念，現在已甚明瞭，有些在從前不覺得成問題的，現在居然成爲問題了。”例如，“從前劃分社會發展階段的標準很不一致，有的根據交換關係，有的根據政治形態，隨手拈來，並沒有確定見解。到現在，不論真正的理解程度如何，總都知道拿出生產方法作爲劃分社會史階段的利刃了。最重要的還是這次論戰使人認識了許多問題，使人知道自己之無知……”因此，在論戰以後的“搜討時期”，“返回頭來，重新做起。郭沫若先生自發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以後，專向甲骨金石方向下工夫。如《卜辭彙纂》、《金文叢考》……爲古史添了許多新材料。呂振羽的《史前中國社會研究》儘量利用神話和考古學上的知識，對於殷以前的社會作了大膽的試探。至最近，南有《中國經濟》，出了兩本“中國經濟史專號”；北有《食貨》，尤其專以蒐集史料相號召，和從前《讀書雜誌》上劍拔弩張的氣象迥乎不同了。從熱烈到冷靜，變空疏爲篤實……”嵇文甫的這些論述，大體上說明了中國經濟史研究第一次高潮出現的動因和發展的軌跡，說明了社會史論戰在這次高潮的啓動作用；所謂“拿出生產方法（按，即我們現在說的‘生產方式’）作爲劃分社會史階段的利刃”，正是唯物史觀最基本的要求之一；它已在論戰中和論戰後成爲社會經濟史界的共識。
三、唯物史觀與經濟史研究第一次高潮中的各派學者
在中國經濟史研究第一次高潮中，有三股活躍在經濟史壇上的力量最值得注意：一是以郭沫若、呂振羽爲代表的一批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二是當時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以及和他們有密切聯繫的一批學者；三是陶希聖主編的《食貨》半月刊及其聯繫的一批學者。他們對唯物史觀的態度、他們接受唯物史觀影響的先後、程度和方式是各不相同的。對此作些分觶部梢源又鋅吹轎ㄎ鍤飯塾脛泄檬費Э品⑸⒄溝墓叵怠？BR>
以郭沫若、呂振羽爲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致力於運用社會經濟形態的理論來研究中國歷史的發展階段，不但奠定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基礎，而且對於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經濟史也有開創意義。郭沫若把他1928年以來發表的有關論文結集爲《中國古代社會研究》（1930年），自稱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續編，書中運用科學的方法整理《周易》、《詩》、《書》、卜辭、彝銘的材料，用犀利的文筆生動而明快地論證了中國歷史上依次經歷過原始共產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這本書雖然在方法的運用、材料的鑑別和具體結論上都存在一些缺點錯誤，但卻是以馬克思主義社會經濟形態的理論系統研究中國歷史的第一次嘗試，影響是巨大的。齊思和指出，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發表以後，中國社會史論戰才走上科學的軌道。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發表以後，郭沫若繼續鑽研卜辭和彝銘，繼續完善和發展他的學術體系。他的觀點，開始時受到很多人的批評，但是自1935年以後，情況發生很大變化，“郭沫若的中國古史觀，好像復活起來。六七年來爲思想界所集中抨擊的觀點，忽然變成了大家共同信仰的真知灼見，甚至許多從前反對過他的人，也改變了態度。”“中外的新史家，差不多都以他的研究爲出發點。”[6]郭沫若開創了一條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社會史的路，一些著名的學者就是在他的影響下走上研究社會經濟史的道路，或者在研究中受到他的啓發。另一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呂振羽是在三十年代初社會史論戰正酣時走進史壇的，他在北平中國大學開設社會科學概論、中國經濟史、農業經濟等課程。1933年編迄《中國上古及中世紀經濟史》講義，以後陸續發表了《中國經濟的史的發展階段》（《文史》1934）、《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1934）、《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1936）等論文和著作，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史學的建立和發展做出了多方面的貢獻，例如，第一次把考古發現和神話傳說等資料相結合，對中國原始社會進行了系統的論述；堅持奴隸制社會的普遍性，首先提出並論證了殷商奴隸社會說；從生產方式的角度系統闡述西周社會的封建性質；又首先把中國封建社會區分爲領主制和地主制兩個階段，明確提出秦漢以後的封建社會是封建地主制社會。繼郭沫若、呂振羽之後，侯外廬、翦伯贊、鄧拓等人也做了許多工作。侯外廬從研究亞細亞生產方式入手，指出“亞細亞”和“古典古代”是人類文明形成和發展的兩條不同的“路徑”，在遵循社會經濟形態更替理論的前提下，開闢了一條認識中國歷史特殊性的途徑；他還努力把社會史的研究與思想史的研究結合起來。鄧拓對“中國社會經濟長期停滯”問題的分析和對中國救荒史的研究，都很有影響。總之，以郭沫若、呂振羽爲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不但在中國社會史論戰中舉起了鮮明的馬克思主義的旗幟，而且在論戰的熱潮過去後繼續做了許多紮紮實實的工作，成績斐然。這些工作，有的是直接與經濟史有關的，有的則爲經濟史研究提供了框架和思路。與此同時，在社會史論戰中一些人提出的違反馬克思主義和中國歷史實際的“特殊亞細亞社會”和“商業資本主義社會”等理論受到了批判，至抗日戰爭爆發前後，已基本上在中國史壇銷聲匿跡。另一些人在社會史論戰中鼓譟了一陣以後也趨於消寂。這樣作爲社會史論戰的延續的古史分期討論，形成了主要在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內部圍繞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分界開展討論的局面，這種情況延續到了建國以後。從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這些活動中，我們看到了唯物史觀在中國前進的步伐。
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是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前身，它籌建於1927年，1934年與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之北平社會調查所合併，1945年年改稱社會研究所該所早在二十年代末，就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地下黨員陳翰笙的主持下，從事農村社會經濟調查。陳翰笙的活動爲當局所不容，被迫離開中研院以後，繼續組織農村經濟研究會，繼續從事此項工作。這些工作雖然不是直接的經濟史研究，卻爲近代農村經濟史的研究積累了資料，提供了基礎。而農村經濟研究會積極參與的中國農村社會性質的論戰，是與中國社會史論戰並行和密切相連的。三十年代初，陶孟和主持所務時，經濟史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出版了《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刊物的背後在一個學術羣體在活動，這就是吳晗、湯象龍、羅爾綱、樑方仲等學者組成的“史學研究會”。他們當中有的是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人員，有的並不在社會科學研究所工作，但都積極參加了《集刊》的編輯和有關問題的討論研究，不少人後來成爲中國經濟史界的臺柱。這些人基本上沒有參加社會史論戰等活動，他們研究的路數也不同於那種史論式的寫作，重視資料的收集整理和實證研究，他們多數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有比較進步的史觀。他們反對頌揚帝王將相和少數英雄人物，主張歷史研究以“整個民族和民族的發展爲主體”，“敘述社會變遷、經濟變化和文化的進步”，與唯物史觀是相通或接近的。他們後來也先後受到馬克思主義的薰染。他們當中最知名的經濟史學家樑方仲，1939年訪問了陝甘寧邊區[7]。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長期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其前身即中研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經濟史研究工作成爲經濟史界一代宗師的嚴中平，1936年就是中研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的研究生。他中學時代就透過閱讀魯迅、郭沫若的作品進而接觸馬克思主義，他堅信經濟是社會發展基礎這一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在大學期間自學《資本論》等著作，並終生堅持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研究中國經濟史。[8]稍後在中研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工作的知名學者李文治，三十年代就發表過經濟史的文章，他早年曾參加共產黨，參與過農民暴動的領導，進入史學界以後，一直鍾情於農民運動史的研究，並由此進入到農民運動的經濟背景、土地制度和地主制經濟的研究[9]。還應提及的是吳晗等人的“史學研究會”抗戰時在昆明恢復活動，增添了新的成員，仍然關注經濟史的研究。這一時期參加“史學研究會”的李埏後來回憶說：“昆明和重慶成爲當時全國兩大文化中心。就昆明而言，由於龍雲與的矛盾，政治氣氛相對寬鬆，許多革命人士紛紛宣傳馬克思主義。西南聯大的經濟系還開出《資本論》課程。馬克思主義十分重視經濟史，加之許多高校和研究機構的遷入，帶來了經濟史研究的新方法、新觀點，所以經濟史研究氣氛較爲濃厚。西南聯大及主要研究機構都有人從事經濟史研究。”[10]
陶希聖在中國經濟史研究第一次高潮中是相當活躍的，他創辦的《食貨》半月刊聯繫了一百多位作者，在兩年多時間內發表了約300篇文章，開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領域，對中國經濟史學科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食貨》作者的學術觀點和政治傾向很不一致，從所發表的文章看，許多作者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唯物史觀，或受到唯物史觀的影響。陶希聖本人在政治上反對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革命，曾跟着走到了漢奸的邊緣，後來又成爲的筆桿子。他的學術思想比較駁雜，他讀過馬克思主義的書，受到唯物史觀的影響，爲文亦以唯物史觀相標榜。他在社會史論戰中提出“商業資本主義社會”論，否定中國歷史上存在過奴隸社會，受到了廣泛的批評。三十年代初，他對自己觀點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認爲戰國到東漢是奴隸社會，魏晉進入封建社會。在《食貨》半月刊中，陶希聖和他的弟子花不少力氣構建魏晉中古（封建）說。陶希聖並非馬克思主義者，他反對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的學說，但他企圖把唯物史觀從馬克思主義的有機整體中剝離出來，有條件有限度地運用到社會經濟史研究中。應該承認他和他的弟子構建的魏晉中古（封建）說主要的理論依據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經濟形態理論，而且這些工作對經濟史學科的發展是有意義的。一個堅決反對馬列主義指導的人民革命的人也講唯物史觀，用唯物史觀，似乎不可理解。但世界上的事物是複雜的、是充滿矛盾的，我們只能按照事物本來的矛盾來認識它。這一事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唯物史觀對中國經濟史學科形成發展的巨大影響。陶希聖弟子的研究工作，相當程度上也是以唯物史觀指導的，實際上魏晉封建說的具體論證工作主要是他們做的。這些弟子們後來發生了分化，有的墮落爲漢奸，這與陶希聖政治上的誤導有關。也有一直真誠信仰馬克思主義而成爲經濟史學界耆宿的。如何茲全先生，學生時代就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在學術研究中基本上遵循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方法，比較注意社會經濟形態的變遷，社會發展規律和趨勢的宏觀的把握，同時把它和具體問題微觀研究相結合。他認爲自己資質、能力都不高，唯一稍爲比同輩高的地方，就是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並較早用它來進行研究。他雖然由於與《食貨》的關係受到過不公正的對待，他仍然爲有人稱他爲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而由衷的高興。
除了上面談到的三方面的力量外，中國經濟史界許多老一輩的知名學者，都在不同程度受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影響。例如經濟史界的南北二傅（傅衣凌和傅築夫），在回憶他們治史經歷時，都談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對他們的影響[11]。
唯物史觀與經濟史研究的密切關係，一些不是搞經濟史研究的學者也看得很清楚。古史辨學派的創始人顧頡剛多次以肯定的口氣談到當時唯物史觀的迅速傳播，表示他的考辨工作與用唯物史觀指導的研究並不矛盾，前者可以爲後者提供某些基礎和方便。抗戰時期，由他主編的《文史雜誌》出版了“中國經濟史專號”，並發表了題爲《略論中國經濟史研究》的社論。社論說：
依某一些歷史學者的主張，經濟史研究乃全部歷史研究的重心，一切歷史上所發生的分歧複雜的社會現象，都可以而且必須向當時經濟實況中求得其所以然的原因；如果不把歷史上各時代的經濟情形予以究明，那一切歷史事實絕不能得到正確而合理的解釋。關於這一派學者的主張是否正確，姑且不論，但由此可見在現代歷史學界，經濟史的研究是如何爲人所重視。並且經濟史研究也確實不應忽視，因爲人類的物質生活的重要固不在精神生活之下，精神生活雖有時影響到物質生活，但物質生活也正不斷地影響着精神生活，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所以進步的歷史學者是絕不容忽視歷史的經濟因素的。[12]
社論所說的“某一些歷史學者的主張”，正是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我們從中可以看到唯物史觀的廣泛影響及與此相聯繫經濟史研究所受到的重視。
四、唯物史觀與“社會經濟史”的傳統
由於中國經濟史學是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或影響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所以它一開始就以社會經濟史的面貌出現，這成爲中國經濟史學的重要傳統。
在三十年代的中國，“經濟社會史”、“社會經濟史”、“社會史”、“經濟史”這幾個名詞的含義是相同的或相近的，以至可以相互替換使用。例如，在《食貨》半月刊的封面上，“社會史專攻刊物”的字樣赫然入目，而創刊號《編輯的話》申述其出版意圖是把“正在研究中國經濟社會史”的力量集合起來，該刊刊登的經濟史論文索引，則或稱“經濟社會史”，或稱“社會經濟史”。這說明這三個名稱是通用的。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出版的集刊，稱爲《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而侯外廬稱其將社會史與思想史一擔挑，把思想史研究置於社會史研究的基礎上；他的所謂“社會史”，就是“社會經濟史”。再往上溯，所謂“社會史論戰”，就是“社會經濟史論戰”。現在，人們已經不把經濟史稱作“社會史”，也很少用“經濟社會史”這個詞，但仍然廣泛使用“社會經濟史”這個名稱。[13]當然，這並不僅僅是一個名詞的問題。社會經濟史既要研究生產力，又要研究生產關係，既要研究各個經濟部門的發展，又要研究各種階級關係、社會組織等等的發展。不但如此，它還把社會當作一個由一定的經濟基礎所規定的有機整體來進行研究。三十年代的經濟史論著，其內容兼及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有不少是圍繞着社會形態（當時稱爲“社會形式”）即生產方式（當時稱爲“生產方法”）展開的。以《食貨》半月刊發表的文章爲例，其內容涵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據我的粗略統計，主要涉及生產力的約佔18%，主要涉及生產關係的約佔57%，其中有關社會形態的討論和研究文章超過該刊文章總數的1/4。這種情況說明，當時的經濟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爲社會史論戰的延續，同時也明顯地體現了它作爲社會經濟史的特點。人們不是孤立地就經濟論經濟，而是從各種社會關係中把握經濟的發展。所以，人們說“經濟史”的時候，是指與社會有機體聯繫在一起的經濟發展史，人們說“社會史”的時候，是指以經濟爲主體的社會史；兩者是一致的。
中國經濟史學科的這種傳統，顯然很大程度上是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影響下形成的。因爲正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把人類社會看作一個有機的整體，而把由生產力發展狀況決定的生產關係的總和，視爲這個社會有機體的基礎。
現代中國經濟史學的這種傳統，使它區別於中國傳統經濟史學，並大大超越了中國傳統經濟史學。上面說過，中國傳統經濟史學主要記述國家對經濟的管理，現代的中國社會經濟史雖不忽視國家對經濟的管理，但更關注整個社會和全體人民的經濟生活。廣義的社會雖然包括國家在內，但社會和國家是也可以理解爲不同的系統：國家是上層的統治的系統，社會是下層的基礎的系統。傳統經濟史學注重前者，現代經濟史學注重後者。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爲理解和分析這種“社會”系統提供了最銳利的工具。只有在這種理論的指導下，經濟史學才能真正超越只重視國家對經濟的管理的傳統經濟史學，走上科學的軌道。
把經濟與社會聯繫起來研究，是十分正確和必要的。因爲經濟活動的主體是人，而人是組織爲社會的。在西方，也有把經濟與社會的歷史聯繫在一起研究的，例如，法國費弗爾和布洛赫在1929年創辦《經濟、社會史年鑑》，把“經濟社會史”寫在年鑑學派的旗幟上。但西方也有脫離社會研究經濟史，追求純粹的經濟分析的。著名經濟學家陳振漢批評美國新經濟史學的代表作《十字架上的歲月：美國黑人奴隸制的經濟學》，讚揚奴隸制的“高效率”和“生命力”，是一部沒有奴隸的“奴隸制經濟”史。這是研究經濟史見物不見人的典型。陳先生認爲中國經濟史研究者應該與社會史家密切合作。其實，經濟史與社會史的結合正是中國經濟史學的好傳統。在綜合性的科學研究已經成爲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的今天，我們應該更加珍惜和發揚這種好傳統
註釋
[1]《古史辨》第四冊顧序。
[2]《古史辨》第七冊上編《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僞和辨僞》附言。
[3]齊思和：《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的發展》，燕京社會科學，1949年第10期。
[4]王錫禮：《中國社會史論戰序幕》，載《中國社會史論戰第一輯》第6頁，神州國光社1931年出版。
[5]胡秋原：《社會學觀中國文學史專號刊言》，載《讀書雜誌》第3卷第6期第1—2頁，神州國光社1933年6月20日出版。
[6]何干之：《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生活書店，1937年。
[7]李文治：《辛勤耕耘，卓越貢獻——追憶樑先生的思想情操和學術成就》，《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1期。
[8]經君健：《嚴中平先生傳》，載《嚴中平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9]本刊編輯：《從鍾情農民運動到探研地主制經濟——李文治教授談他的學術道路和學術思考》，《中國經濟史研究》1999年第1期。
[10]龍登高：《商品經濟、土地制度與中國經濟發展史——李埏教授治學專訪》，《中國經濟史研究》2000年第1期。
[11]《傅衣凌自傳》、《傅築夫自傳》，載《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第四輯，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年。
生活經濟學論文 篇五
內容摘要：如果從後現代重視個體、強調差異、主張主體間性來分析經濟高速增長之後的經濟哲學，那麼其當下的狀態可以看成是由經邦濟世回溯爲個體的安身立命，由社會掌控的宏大敘事變爲個體持守的微型敘事，由經濟與政治聯姻演變爲個體的日常生活方式；對經濟哲學的後現代視角探討，有利於避免利益面前的利令智昏和道德淪喪，在理性與情感的搏擊中獲得人性在利己與利他中的正確地位，從而拓寬經濟哲學的研究視域。無論從部門哲學還是從經濟學的哲學基礎理論研究來講，經濟哲學所涉列的內容爭論並不大，其重要的是重視經濟哲學研究的現實意義。
經濟學的內涵由單純的經濟增長、效率提高轉變爲經濟生活中人的生活質量的考量，由機械化、工業化的指標轉變爲人在其中的身體感受和價值追求的衡量，這既可以看作是經濟學對哲學的迴歸，也可以看作是經濟學批判視野的再現。本文從經幫濟世—內在與哲學中的經濟觀念、羣己博弈—哲學方法論意義上的經濟哲學、義利之爭—經濟增長的效率追求背離哲學的人文關懷、安身立命—經濟哲學發展與迴歸的邏輯起點幾個方面進行深入探討。
與其說現代經濟哲學的主要目標是對經濟的實際效用進行分析和總結，毋寧說後現代經濟哲學將經濟對人生的關照作爲其關注的對象，將生活的幸福指數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說正是經濟哲學這一關照對象的生活轉向凸顯了經濟學的人文氣息，更彰顯了經濟學的人文關懷。在走過了數字化、精確化、邏輯化之後，又重新迴歸到了經濟學的內生化，即回到對人本身關照的前經濟學時期，經濟成爲生活的內容而不是專門的工作。
經邦濟世—內在於哲學中的經濟觀念
我國古代將經濟思想蘊含在經邦濟世的理念之中，從人性的善惡分析中解讀經濟發展的動機及目標。古代最早用“經濟”之詞的是隋代王通的《文中子•禮樂篇》“經濟之道”，意爲“經國濟世”、“經邦濟民”，主要是指治理國家、拯救貧民。管子隱藏於人性之惡引起的功利主義是趨利避害，把經濟利益的現實追求作爲政治活動的終極目標，只因“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稟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管子•牧民》）。既然社會的安定、道德的進步都是以物質的豐富爲前提的，經濟的發展就成爲管子的理想追求。孔孟從人性本善中推出增加財富是施仁政的結果，並非政治行爲的目標，追求重義輕利，經濟與修齊治平的政治理想是不可分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一方面經濟哲學是經濟學的哲學論證，另一方面經濟是哲學理想的實現途徑。
西方哲學在古代是包羅萬象的，所有思想都囊括在哲學之中，這種意義上的哲學與經濟學沒有分開，西方最早使用“經濟”一詞的是古希臘哲學家色諾芬在《經濟論》一書中，本義爲家庭管理術，他認爲唯一有用之物即財富，人人都應將獲得更多財富爲目標，於是將組織和管理奴隸生產財富過程稱之爲經濟。
亞里士多德將哲學中的辯證邏輯運用到現實的經濟分析中，賦予經濟以謀生手段的含義，他提倡公平、調和及中庸，經濟既包括協調夫與妻、奴隸主與奴隸的關係，又包括致富之術，並將經濟行爲與道德行爲結合起來，他用揮霍、慷慨、吝嗇分析人對待財物的態度，體現了倫理學中“執兩用中”的思想，“在財富的接受和支付上，中間性是慷慨，過度了就成爲揮霍，不及了變成吝嗇”。“慷慨是在財物方面的中庸之道”。
“一個人能對財富最好地使用，也就具有了在財物方面的德性，這樣的人也就是個慷慨的人”。用有德性來衡量經濟與用財富來衡量德性是亞里士多德內在於哲學中的經濟觀念。其它如斯多葛派、詭辯學派和伊壁鳩魯派等都從倫理觀點出發觀察經濟現象，其經濟觀點又從屬於各學派的哲學思想體系，併爲政治主張佐證。
總之，在古代沒有刻意而爲之的經濟學的哲學分析，只有蘊含於哲學中的經濟觀念，此時的經濟分析就是一種經濟哲學，對經濟現象的分析就是經濟哲學的視域。
我國近代“經濟”更是體現了謀生、生計之意。近代日本借用古漢語中原有詞彙，取“經世濟民”之意，將西文economy翻譯作“經濟”，當時我國嚴復等人則譯爲“生計”，後由孫中山等人採納日文譯法並介紹到國內。總之，經濟更多是蘊含在人生哲學中的安邦定國理想的實現路徑。
羣己博弈—哲學方法論意義上的經濟哲學
在經濟學獨立於哲學之前，也就是在國民經濟學主導人們經濟思想之前，經濟學試圖獨立的路徑其實是以哲學爲其方法的過程，也是哲學思想在經濟學研究視野中的展開之途，更是哲學方法論意義上的經濟哲學。
務實的晚期斯多亞學派重視個體感受和個人利益的追求，不僅影響了古希臘晚期的政治哲學思想，更波及到了經濟領域，出現了個體利益至上的個人主義傾向。與中世紀唯名論與唯實論之爭相對應的則是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分野，也成爲重農學派的重要理論來源；經院哲學在論述拯救個人靈魂的同時，經濟社會也是以個人興趣和行爲作爲出發點。以“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爲原則的功利主義，在自然法思想的影響下強調個人地位和利益的合法性，將追求個人幸福和利益正當化，在倫理上個人的幸福和快樂上升爲最高的善，而在經濟理論中成爲方法論原則。隨着中世紀後期亞里士多德主義哲學的興起，西方經濟學的思想也從被動的自然主義進入理性抉擇，從天然爲自己轉變爲理性爲自己，對自己的經濟行爲有了理性的把握；當然這是與啓蒙運動所帶來的重回理性的目標相一致的，雖然經濟學還沒有完全從哲學中獨立出來，還沒有成爲現代意義上的科學，但已經看到了經濟學思想中的哲學方法論痕跡。
義利之爭—經濟增長的效率追求背離哲學的人文關懷
從亞當•斯密、馬歇爾到凱恩斯的理論革命都是爲了解決資本主義實際面臨的經濟問題而產生的，其思路是把社會本質問題、基本矛盾轉化爲技術問題和具體方法問題，哲學的思辨在經濟學說中逐漸淡化，儘管將理論轉化爲具體的方法和政策，使理論具備了可操作的優點，但同時他們撇開對經濟現象背後的本質的研究，使經濟學和哲學產生了某種程度的分化。
在亞當•斯密看來，人在追逐利益時都會試圖達到最大化，在自然規律的約束下，看似衝突中其實可以達到對社會利益的最大貢獻，由承認利己行爲的合理性而構建的社會是符合人性的，就是其在《國富論》中論述的由價格爲信號、透過影響供求關係，達到最佳資源配置的市場經濟秩序。所謂“斯密問題”在這裏就會凸顯出來：經濟秩序中的利己主義和道德情操中的利他主義的矛盾。雖然斯密在一致性方面作了努力，一方面認爲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調整着每個利己和利他者，每個利己主義者都是互相需要的，在利己的同時爲社會創造共同利益，達到共富，也就是試圖從市場機制上保證利己和利他的一致性。另一方面透過社會道德規範和社會立法實現一致。
無論是以英國經驗主義爲哲學基礎的大衛李嘉圖理論，還是建立在實證科學哲學意義上的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都試圖要實現在經濟效益最大化的同時實現人性的復歸與內心的寧靜。現代經濟哲學體系要求，從總體上闡明社會意識形態、法律政治制度和科學技術、生產力等多種因素對經濟關係之間互相交叉的作用和影響，考察經濟現象的內在聯繫，從根本上考察人類經濟生活及其決定力量。可是適得其反，經濟學的理論分析越來越深刻、越來越精確化，卻更加遠離了人的日常生活，人失去了位置，人的快樂與幸福在經濟逐步繁榮中卻逐漸減少；此時，人類不得不反思在市場及規律面前人性消失的原因。經濟學在實現獨立的同時逐漸遠離哲學，只有利益的爭奪，而消失了人的情感。
在理性哲學觀融入經濟思想中從而帶來經濟繁榮的同時，已經孕育着它一定會走向其極端，理性逐漸主宰人的生活，理性力量的整體化帶來的是人性壓制，隨着現代經濟學的日臻完善，尤其在與現實生活的反覆較量中出現了波及範圍更廣的危機，同黑格爾哲學一樣當它成爲一個完整體系的同時而走向了終結。
安身立命—經濟哲學發展與迴歸的邏輯起點
經濟學跟隨資本主義問題而展開的理論企圖映射出了其遠離人性的社會本質，追名逐利躍升爲社會的主題，人退居在經濟機器之外變爲慾望生產的守夜人，道德的寧靜與得失的平衡反倒成爲現代人的現實志願，在知識經濟、資訊經濟、網絡經濟、數字經濟等虛擬形式下的後現代經濟的排擠下，安身立命與個體操持在社會轉型中成爲財富與貧窮中兩極動盪的艱難抉擇。
自工業革命到二十世紀中葉，把人類追求物質財富界定爲對經濟增長的片面價值取向的話，那麼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人們已經明顯由對自然的瘋狂征服與掘取趨向於與自然和諧共處中尋求人的幸福與享受；由原來簡單的經濟增長的線性取向轉向一種深思熟慮後的、更加滲透了人對自身關懷的、推己及人的、悲天憫人的情感化生存追求。不爲眼前利益所動、考慮可持續發展成爲現代經濟發展的新動向，由理性追求達到的財富極致與道德需求的矛盾，呼籲非理性因素進入經濟發展的領地，將後現代哲學和諧、差異、共在的要求在經濟發展中凸顯出來，社會進步與個體發展同時成爲時代的主題。
第一，經濟哲學由精英的經邦濟世回溯爲平民的安身立命。經濟的地位從決定國家命脈過渡到成爲普通大衆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從而有了一定的發展基礎和羣衆基礎。由經邦濟世下降爲安身立命其實是人性惰怠的表現，也是對人類有限性的確認，更是生活意義追問的直接表達，雖有道德安撫的功用但淪落爲平庸卻是不爭的事實。
第二，經濟哲學由社會掌控的宏大敘事變爲個體操持的微型敘事。在計劃經濟全面潰散、市場經濟興起後，宏大的政治與經濟理想逐漸隱退到社會的低層，經濟的無所不能獨佔鰲頭，個體獨立成爲經濟哲學中不可忽視的內容，個體成爲萊布尼茨眼中“沒有可供出入的窗戶”之封閉單子，個體操持成爲社會敘事的主流話語，人在自由中徜徉的同時感受到了孤獨，經濟受益的喜悅被內心的彷徨所驅趕，人遊離在經濟之外成爲“經濟人”的鎬頭和無機界的有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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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經濟學論文 篇六
加強經濟學專業本科教學中的經濟學文獻閱讀，在改進教學方法和提高教學質量方面，具有三個非常重要的功能：
第一，透過經濟學文獻的閱讀，培養學生學習經濟學理論的興趣，從而更好地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經濟學的文獻中，有相當一部分文獻是用有趣的經濟活動故事和淺顯活潑的語言，通俗易懂地講述經濟學理論，深入淺出地分析經濟活動主體的各種行爲及市場有效執行的經濟機制。例如，經濟學家倫納德•裏德撰寫的《鉛筆的故事》，從製作一支鉛筆需要的各種原材料（木材、石墨、油漆、鐵皮、橡膠等）的來源，娓娓道來，講述了在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廠商如何把分散在世界各地不同的人所生產的產品（製造鉛筆的各種材料）從市場購買來，然後在工廠進行資源配置，生產出各種鉛筆，再透過市場把鉛筆賣給世界各地的消費者以滿足他們的需求。鉛筆的故事很好地向剛入門的經濟學初學者，說明了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即市場在經濟活動及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加強這一類經濟學文獻的閱讀，可以使學生更好地瞭解經濟學的學科性質、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進一步培養學生學習經濟學的興趣，使學生能更加積極主動地學習經濟學理論。
第二，透過經濟學文獻的閱讀，能讓學生更好地瞭解經濟學的思想演化脈絡和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前沿，使學生在學習中更好地拓展視野、增長知識。作爲一門社會科學，也是人類文明的知識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學的教學本身也應承擔起人類文明傳承的重任。經濟學研究的各個領域，每年都有大量的文獻綜述和述評一類的經濟學文獻，例如涉及經濟增長、經濟制度、國際貿易等大量的標題爲Survey或Review文獻。這些文獻大多是在某一經濟學研究領域中有影響的經濟學家撰寫的，其共同點在於系統梳理了經濟學各個研究領域的思想發展脈絡、近期或目前研究的重點問題及新的研究前沿和新的研究進展，同時也會指出各個研究領域中遇到的研究難題和侷限，指出本研究領域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及可能的重點突破領域。加強這一類經濟學文獻的閱讀，有助於學生進行經濟學理論的系統學習，擴大學生的知識面，拓展學生的學習視野，引導學生去追蹤學術研究的前沿，爲本科生今後深造，特別是研究生的學習階段打下比較寬闊和堅實的經濟學理論基礎。
